Octob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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蜉蝣朝生暮死，木槿朝开暮落。
在它们的生命中从来不知道
白昼之外也有黑夜，
但那也是一生，也有爱恨情仇。
我不知道关于爱情有多少风花雪月。
禅云：
“千江有水千江月，
万里无云万里天”
或许我只不过一泓秋水，
但是在我的梦里，也有月亮的身影。
我相信曾经的，就是永久的
那些平凡的岁月，给我留下刻骨的记忆。
我只想把这一切，
以我粗陋的语言，
记录下那些不知对错的感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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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书展现中国意识形态
风飘逸 发表于 2005-10-30 15:04:00 |
白皮书展现中国意识形态格局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10月19日发表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发表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白皮书。白皮书既是对近来美国新保守主义相煎甚急的回应，也凸显了中国当下“三山夹一水”的意识形态格局。
于上世纪后期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与东西方冷战的尘埃落定，使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力大幅削弱，难以胜任为当代中国政府提供合法性论证的重任。就在传统意识形态与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现实急剧冲突、官方理论陷入危机之际，邓小平明智地提出“不争论”，既为进一步的改革解除了教条束缚，又使官方正统意识形态免于尴尬。
但是，意识形态的“不争论”只是暂时的，不可能长期持续。一方面，政权不可能长期仅靠强制力维持，它终需一种有效的合法性辩护，以争取民众认同；另一方面，邓小平时代的“不争论”是靠大多数人对“改革”的认同维持的，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对改革的共识即所谓“改革话语”取代传统意识形态支撑了社会认同。随着改革的深入，利益分化导致对改革的认识与态度的分化，改革话语不再能凝聚人心，社会精神需要寻找新的支撑点。
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即开始整合各种思想资源，希望为执政合法性及施政行为找到一种合符时代、合符现实的理论支撑。迄今为止，官方主流意识经历了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再到科学发展观的演变，但其中的脉络始终如一。
其间，中国政府的处境是：西方自由主义无论是作为智识传统还是政治运动都表现为一强独大，自由主义一强独大的思想格局得到美国一强独大的现实政治格局的支撑，二者互为呼应，合软硬实力形成一种似乎沛然莫之能御的世界潮流。
中国政府的基本思路是：无论是在现实政治意义上还是在抽象价值意义上都不愿与此潮流为敌，而希望通过一定程度的迎合、顺应，能够与此潮流融洽相处。这就是自由主义思想能够在中国拥有一定空间，它的某些抽象理念已被体制内外共同认可，甚至它的一些现实主张已落实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一部分的原因。无疑，自由主义已成为中国政府重整意识形态所借重的重要资源，上述改革话语在很大程度上渊源于自由主义理论。
但是，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张与中国现状也存在深刻矛盾，尤其是它最核心的宪政民主构想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为特征的权威主义政体现状颇不相容。这种矛盾性决定了中国政府对自由主义既有吸收、顺应，也有抵制、抗衡。中国政府虽愿意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世界潮流，但有些底线不能放弃，它关系到政权本身的安危存亡；在现实的约束条件下，政权的安危存亡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中国全社会的安危福祸。
在自由主义已经走进来、已经成为官方改革话语重要组成部分的今天，已经不可能将其拒之门外。要抗衡它的负面效应，只能利用其它的思想文化资源。为此，中国政府先后启用了三种资源，对自由主义潮流构筑了三道防线。
首先是利用传统马克思主义资源，强调底线不可动摇，这就是邓小平著名的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即白皮书所强调的“共产党领导”，其作用是画出一个圈，阐明了中国迎合世界潮流的底线，将自由主义的影响范围限制在圈外。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与主流国际社会即西方传统强国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任何时候，人类共享的蛋糕其大小都是固定的。中国政府适时祭起民族主义大旗，外争权益，内聚人心。民族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最大作用是，破除了自由主义政治制度的普适性神话，使中国人有动力、有信心探寻适合于自己的政治道路，将国际示范与外部干涉的影响降到最低。
最后祭出的法宝是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重新浮上水面，与近年来中国国力的持续增强、国民重拾自信分不开。传统文化的复兴不但使中国人更有信心探寻不同于西方的历史进路，而且直接为现行权威政体提供了适应性证明。
上述三种思想资源的对手都是自由主义，但启用它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将自由主义打翻在地或拒之门外，而是要对自由主义进行中国式的诠释或修正，使之与中国的政治现状及中国政府的意图能够“和平共处”。在对自由主义进行修正的同时，上述三种思想资源本身也被自由主义所修正。可以说，正是通过对自己的修正，它们才有能力从自身角度出发来修正、诠释自由主义，最终在体制内形成“三山夹一水”的并存格局。无论是“邓小平理论”，还是“三个代表”或“科学发展观”，都是这种思想格局顺应现实政治变化的阶段性成果。此次发表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也是这种思想格局下的作品。
迄今为止，这种思想格局所孕育的意识形态成果主要还只在体制内获得成功。要化解自由主义政治主张与中国现行体制的深刻矛盾，将四种思想资源的并存导向于对现行体制的暂时基本认可，这只有在政治权力的强制性介入下才能完全实现。否则，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与传统文化三副僵绳也降服不了自由主义烈马。因此，在体制外的自由思想领域，官方意识形态还一直须面对种种质疑与挑战，甚至遭遇嗤之以鼻。说到底，权威政体下民众对政权的认同取决于对政府政绩的认可。在改革带来深刻的利益分化，现状无法令大多数人都满意的客观背景下，单靠理论拼图作用有限。
鉴于此，本届政府作出了两项重要布署：一是提出和谐社会目标，致力于让大多数人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二是启动了一项重大理论研究工程--马克思主义基础研究与建设工程，由被称为胡锦涛“文胆”的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主持。
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只能表现为中国老百姓印象中的传统形象，它具有极强的可塑性与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僵硬是人为束缚的结果，在西方，它一直与时俱进，在现代与后现代文化中扮演着重要一角。因此，从中国的社会现状与现实道路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整合上述四种思想资源，形成新时期比较稳固的意识形态理论，完全是可能的。配合现实政治方面的改进，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可具有较强的现实解释力与理性说服力，有望成为自由主义的强劲对手，为中国的政治现状及未来进程提供充分的合法性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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