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法律规范调整中对私营企业的不合理限制
1. 公司设立登记上的“一人公司”
按《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由二个以上五十个以下股东共同出资设立。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可以单独投资设立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上明确规定发起组建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必须2人以上，实际上否定“一人公司”的存在.
但是国有独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却不受限制，国有独资公司只有一个股东：即国家授权投资机构或部门。如：《公司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设立的国有企业，符合本法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条件的，单一投资主体的，可以依照本法改建为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多个投资主体的，可以改建为前条第一款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
而且国有企业改制股份有限公司在发起人数上不受限制，如《公司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当有五人以上为发起人，其中须有过半数的发起人在中国境内有住所。国有企业改建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可以少于五人，但应当采取募集设立方式。”
一方面明令禁止一人公司；另一方面对国有公司作特殊规定。这是明显的区分企业所有制，对国有企业的特殊照顾而造成的对私营企业的歧视。
2. 公司改制上的缺陷
根据《条例》第九条第（七）款规定私营企业不得向社会发行股票。也就是不允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只能有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形式。同时根据《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１９９２年５月１５日国家体改委印发)第十条 公司发起人，是指按照本规范订立发起人协议，提出设立公司申请，认购公司股份，并对公司设立承担责任者。 公司发起人应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法人(不含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作发起人时不能超过发起人数的三分之一。自然人不得充当发起人。这样，从法理上说私营企业无疑也就失去了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的融资机会。
而按照《公司法》第九十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应当符合本法规定的股份有限公司的条件，并依照本法有关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程序办理。”也就是说有限责任公司可以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并且可以采取公开募集发行股票。
众所周知。一旦企业改制成股份有限公司，就意味着相对封闭的股权结构被打破，社会资本进入了该企业，公司法中的法人治理结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就会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权力制约，从而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发生质的飞跃，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互相监督、互相促进就能使企业在规范的环境中发展，这就是自身制约！比起国有企业的政企分开的改革，更加有效、规范！
3. 税收征管上的双重征税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1994年国务院）第七条规定： 条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1993年国务院，下同）第五条中对企业所得税征收的范围（即计税依据）是：
（一）生产、经营收入，是指纳税人从事主管业务活动取得的收入。包括商品（产品）销售收入、劳务服务收入、营运收入、工程价款结算收入、工业性作业收入，以及其他业务收入。（二）财产转让收入，是指纳税人有偿转让各类财产取得的收入，包括转让固定资产、有价证券、股权，以及其他财产而取得的收入。 （三）利息收入，是指纳税人购买各种债券等有价证券的利息、外单位欠款付给的利息，以及其他利息收入。 （四）租赁收入，是指纳税人出租固定资产、包装物，以及其他财产而取得的租金收入。 （五）特许权使用费收入，是指纳税人提供或者转让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以及其他特许权的使用权而取得的收入。 （六）股息收入，是指纳税人对外投资入股分得的股利、红利收入。 （七）其他收入，是指除上述各项收入之外的一切收入，包括固定资产盘盈收入，罚款收入，因债权人缘故确实无法支付的应付款项，物资及现金的溢余收入，教育费附加返还款，包装物押金收入，以及其他收入。
同时根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1994年国务院）第八条规定：“税法（指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所说的各项个人所得的范围：
（一）工资、薪金所得，是指个人因任职或者受雇而取得的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补贴以及与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所得。
（七）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是指个人拥有债权、股权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九）财产转让所得，是指个人转让有价证券、股权、建筑物、土地使用权、机器设备、车船以及其他财产取得的所得。个人取得的所得，难以界定应纳税所得项目的，由主管税务机关确定。”
对于国有企业而言，企业生产经营所得部分缴纳企业所得税，而职工（包括厂长经理等）的工资等收入部分缴纳个人所得税是理所应当的。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是不相矛盾的。
但是按照私营企业（主要是私营有限公司，合伙企业与个人独资企业只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特点来看，投资者每年生产经营所得的收益（企业的赢利、所有者权益等）中所负担的税收除了要交纳企业所得税外，作为未分配利润部分还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股息、红利等），属于基于同一法律事实（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得到一项权益（利润）而双重承担义务这也是明显的不合理的，是与权利义务相一致的法律原则相抵触。
（三）现行刑法对私营企业权益保护方面的缺陷
就职务犯罪（利用职务便利进行财产侵占、谋取非法利益的犯罪行为）的惩罚与预防等刑法保护方面，私营企业、公司与国有企业、公司所受到的待遇不同。尤其是在惩罚力度上，对侵犯私营企业公司财产利益的犯罪行为刑罚明显较轻（有些甚至仅对国有企业公司人员），造成犯罪成本较低，实际上的危害性也较大。如：
1. 职务侵占罪与贪污罪
前者法定最高刑为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后者法定最高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可适用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2. 挪用资金罪与挪用公款罪
前者法定最高刑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后者法定最高刑10年以上或无期徒刑。
3. 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与受贿罪
前者法定最高刑为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后者法定最高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可适用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4. 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与行贿罪
前者法定最高刑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后者法定最高刑为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从上可以看出对于行为内容和危害性相同的职务犯罪行为的处罚打击上，明显存在着重视保护国有企业权益而对私有企业权益不能同等对待，这种区别所有制而造成了法律歧视现象。而且《刑法》对于其他职务犯罪行为的处罚也因国有、私营的性质不同而区别对待。
2. 《刑法》规定的其他职务犯罪行为的处罚只偏重于国有企业分析
（1） 对于企业、公司的董事、经理利用职务便利进行同业经营谋取非法利益行为的刑罚，只限于国有企业、公司。
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利用职务便利，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获取非法利益，按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而对于私营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利用职务便利进行同业经营谋取非法利益行为的处罚仅能按照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董事、经理违反本法规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同类的营业的，除将其所得收入归公司所有外，并可由公司给予处分。”这也就是只能按照《民法通则》的有关民事责任规定进行追究。
（2） 对于其他利用职务便利的危害行为，其处罚也仅限于国有企业公司的负责人
I.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将本单位的盈利业务交由自己的亲友进行经营的；或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自己的亲友经营管理的单位采购商品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自己的亲友经营管理的单位销售商品的；以及向自己的亲友经营管理的单位采购不合格商品的。按刑法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II.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因严重不负责任被诈骗，按刑法第一百六十七条规定：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III. 国有公司、企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徇私舞弊，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亏损，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按《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而私营企业公司的工作人员有上述行为的却没有明文规定进行处罚，如果按照“罪刑法定”原则，那么上述危害私营企业公司利益的行为就不会认为是犯罪，那么社会危害性是否真的不构成严重了呢？是否就可以逍遥法外了吗？这是可以是认为一种法律歧视。
三、关于修订完善私营企业法律制度的一些建议
1. 完善立法工作，清理解决法律与行政法规中的竞合问题。
曾经有人说不如重新修改制定《私营企业法》，笔者认为大可不必。事实上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等企业法律制度。这些法律基本上已经将国务院1988年制定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进行了立法完善，修改了行政法规中的缺陷。因此应当通过国务院废止《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在尚未解决或废止前，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在实际工作中不再适用《条例》。
更重要的是，在《民法典》呼之欲出之际，及时地修改现行法律法规，以适应WTO后，中国政府向国际允诺的一样，对私有财产保护与国有财产保护相等同。对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同等对待。
2. 加强刑法保护作用，修改关于职务犯罪的刑罚规定。
职务犯罪是社会危害性较大的行为，对于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的行为应当严厉打击，尤其是对私有财产所有权的职务侵犯行为，更应当予以打击，避免造成“反正私人老板的钱来得未必干净……”等“仇富”心态下，过于偏轻刑罚。由此形成“侵犯私有财产的犯罪成本不高”的错误观念。笔者建议：
（1）罪名上进行统一，不再区分企业公司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资格
（2）刑名上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犯罪行为从重处罚；
（3）通过加强刑罚的统一完善，对职务犯罪行为进行大力惩罚与预防。
3. 税收方面应对私营企业实行所得税带征制
对于税收方面存在着的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之间的双重征税情况，笔者认为由于现实情况下很难重新修订税法。事实上笔者认为可以试行“带征税”制：即税务机关核定实行按销售额或营业收入带征方式征收企业的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计算公式为：
企业当期销售收入（去税）*0.3%（企业所得税0.25%+个人所得税0.05%）=应缴税额
带征税由于其计税依据于销售收入（以增值税为主）带征其他税收方法简便，又能在合理的基础上较传统计税方法减征税款，对于企业而言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实行带征税则税务机关只须从源头掌握增值税发票管理，尤其是当前金税工程（税控开票应用）的正式启动，加上不定期抽查各企业账目，发现问题立即上门检查。将普查改为抽查既不至于影响企业日常经营活动，又可以节省人力物力。一旦发现偷漏逃行为严厉打击追缴，防止税收流失。
因此，私营企业实行带征税制，有利于国家节省人力物力集中精国力进行税务工作，也有利于企业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增加收益流入周转资金，从而促进经营活动的健康发展。笔者以为应当在更多区域对私营企业实行带征税制，利国又利民。
最后，要更好地切实地提高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水平，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执法，严格遵循《行政处罚法》进行处罚同时实际工作中加强对《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宣传，切实保障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在市场行业的准入、开放，以及在市场主体资格的认定与行政监管上，要将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公司同等对待。真正给予私营企业公司与其他企业公司同样的“国民待遇”加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从而真正地促进社会生产力，让私营企业发挥活力，投入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运动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