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王作良，是老工人，是老中共党员。我热爱党中央。但是，党中央毕竟离我太远，远水解不了近渴。而对于地方上的“党”，我却难以相信，也热爱不起来。这里，“地方”我指的是山西——太原。
事出有因。我打了一场官司。一场艰难的民告官的官司。这是一场普通的民事官司，标的不过60万元。但是也是一场奇特的官司，一场跨世纪的“马拉松”官司。从1986年开始，当时我63岁，官司长达23年，如今我86岁了，官司尚未圆满终结，实乃山西审判史的奇观，经典案例。
官司本不复杂。1985年，我和另两名退休工人，合伙开了一家木材经销公司。因当时政策不允许个人开公司，我们只好挂靠在山西省一家劳动服务公司，挂靠单位不投资一分钱，由我们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由我们按时向挂靠单位缴纳管理费。经营了7个月，效益可观。于是，挂靠的单位犯了红眼病，派人无端强行接管了我们的公司，将我们扫地出门，公司当时的58万余元资产被他们鲸吞了。
是非曲折，一清二楚。于是，我满怀信心上告。历经区，市，省三级法院审理，先后审理了12次，6次判决（含4次终审判决），都是我们胜诉。但由于被告拉关系，我们虽然胜诉了但是执行不了。我被迫多次往返于太原和北京，敲开全国人大，全国最高法院信访的大门，申诉冤情。几经周折，由于全国人大、省人大、省政法委的强力介入，最后省高院被迫裁定我们胜诉（2006年12月5日交到我们手中）。但我们不领情，因为这是一份大大“缩水”的枉法判决。该判决只是让被告赔偿我们20万元的违约金，这于我们的实际损失相距甚远。于是，我们向全国最高法院提出申诉。最高法院派出两名年轻，缺乏经验法官来到山西复查，便草率裁定维持省高院的判决（是否这两名法官也被省高院及被告“公关”了？值得怀疑）。我们已再次向最高法院申诉再审。
呜呼，民告官何其难！党的十五大阳光，没有照到我们身上，十六大阳光还没有照到我们身上。如今，十七大阳光普照，难道还照不到我们区区小民身上吗？
啊，伟大的党中央！还有十一届全国人大、全国最高检察院、全国最高法院，86岁的小民在此叩首，求你们了！耄耋之年，来日无多，切莫让小民死不瞑目啊！

历经区，市，省三级法院审理，先后审理了12次，6次判决（含4次终审判决），都是我们胜诉。但由于被告拉关系，我们虽然胜诉了但是执行不了
老爷子，你可别吓我啊，我正收集材料准备民告官了，揣着理、拿着钱找官打官。
如果真象你所说的那样，我不会苟活。律法的天平不是只一个“杨佳”就能捍卫得了的。